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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专栏】吴明娣:高人•大隐--纪念中国美术史家尚爱松先生逝世十周年

来源:A80480080    发布时间:2018-01-30 18:56:37

“不懂诗书画,研究中国美术史,免谈!”

前些天,我向学生们谈及1998年9月尚爱松先生对我的“棒喝”,多数学生疑惑地问:“谁是尚爱松?”这促使我在家中的书架上找到《尚爱松文集》,选出《张萱及其名作<虢国夫人游春图>等杂考》,让他们当做范文阅读。过后又在讨论课上请同学朗读尚刚老师为文集所做的跋中的最后两段话,让各位不要忘记尚爱松先生是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大家,是文史哲兼修的学者、诗人,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大写的人”。

是夜,我又翻开尚先生的文集,读到年表时,目光落在最后一行,“2006年,5月28日,在北京谢世,享年88岁”。回忆宛如电影的镜头切换一般,不断变幻场景,最后定格在我们班教室黑板上的“尚体字”和尚先生的书房。时隔30年,往事并不如烟,岁月尘封了绝大多数生活碎屑,却无法抹去那段记忆。在那时教过我们的老先生中,尚先生年龄最长,学识最为渊博,为人宽厚、慷慨大度,待学生尤为和蔼可亲,至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史论系83班、85班和87班的同学们相聚,追忆往事时,仍念念不忘尚先生。我对尚先生的记忆与情感,较多数同学更多、更深厚,这不仅由于我在工艺美院度过了7年光阴,还因为我及我的爱人徐绍强与尚先生近20年的交往,使我对尚先生的人品、学问有更多的了解。而今,我已知天命,才更进一步理解尚先生,更深切地感受到那些年尚先生在我的成长和命运的特殊节点,给予我的指点及帮助,其意义不同寻常。我想说的、能够说的很多、很多,但若用关键词来表达,最先想到的是“高人”与“大隐”。

“高人”是尚先生称颂他所尊重敬仰的古人及赞扬时贤常用的词汇。他言及自己心目中的圣贤时,用带着徐州口音的普通话说出“高人”,令我感到十分亲切、难忘。因为我和我的爱人祖籍都为江苏,与他交谈毫无“语言障碍”,而不像其他人那样,因听不懂他的方言不能领略他妙语连珠的讲课与谈话的全部内涵。尚先生在我心目中,高大庄重。说“高山仰止”有些陈词滥调,会被认为夸大其词,但实际上并不为过。此前,我对于“高尚”这个词的理解十分有限,长大成人后,努力寻觅高尚的人和高尚的事,却时常感到失望。能担得起“高尚”一词的人,为数不多,但尚先生即在之列。说他高尚不是源于个人情感,而是因为他襟怀磊落,有骨血、敢担当。

尚爱松先生中央大学毕业照(1941年于重庆)

尚先生毕业于中央大学(图1)。抗战中,供职于南迁昆明的北平研究院。1947年,尚先生辗转回到北平,平津战役打响后,时局动荡,人心惶惶。1948年末至1949年1月,尚先生曾不顾个人安危,“独自昼夜守护位于中南海的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及所藏十几万册图书和西北科学考察团挖掘、采集到的数百箱文物及考古资料。”[1]其中包括部分19世纪的欧洲绘画。这些画作在新中国成立后,移交中央美术学院,成为该院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尚先生出于公心而勇于任事,使得这批公共财产在乱世中得以保全,这种精神贯穿他生命的始终。

20世纪50年代前期,尚先生供职于中国科学院。1956年12月,经由王逊先生推荐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工作,教授中国美术史、中国古典文学。“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尚先生)坚持不批人,不写大字报。王逊被划为‘右派’后,有人认为美术史系不应再办。(尚先生)公开建议可以起用王逊和王森然做后勤工作,再请常任侠来兼课,将美术史系继续办下去。1958年,(尚先生)因‘反右’不积极,下放北京双桥农场劳动十个月。1961年5月,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2]

对于这段经历,尚先生很少提及,有一次我们的谈话涉及中央美院美术史系,徐绍强感叹:“尚先生,您当初要是不离开中央美术学院就好了。”尚先生沉默片刻,说:“还是在工艺美院好。”

当时我们十分茫然,事后还议及此事。直到2015年12月中央美术学院为王逊先生诞辰100周年举办纪念活动,我读到王逊先生的生平,看到了他在“文革”时期的遭遇——1969年,年仅54岁就撒手人寰。至此我终于懂得了尚先生的“沉默”和他的那句话的“意义”。在20世纪60~70年代的风云变幻中,他审时度势,能够在特殊的情况下保护同事及学生免受伤害,他不仅高尚而且高明。

1980年,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去世,顾先生生前曾请尚先生代为整理藏书及其他藏品。由于种种变故和难以言说的原因,顾先生毕生收藏的法书名作及大量的碑刻拓片(含文字、画像)以30万元的低价转售给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研究所。尚先生得知此事后十分痛惜,通过多种途径联系藏品的持有者,请其务必善待这批藏品。另一方面还试图请有关方面给顾家一些精神上的慰藉和物质上的补偿。尚先生知道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工作,特意告诉我这件事的原委,并再三叮嘱我要为保护顾先生的这批藏品尽力。当时他情绪激动,对顾先生及其藏品的情感溢于言表,甚至有些自责辜负了顾先生的托付。尚先生的这种仗义、这种精神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事隔多年后,我在首都师范大学老图书馆一层的书法博物馆看到了部分顾先生所藏的书法墨迹和碑刻拓片。)

尚先生还曾在耄耋之年喝退夜晚入室行窃的小偷[3],这在他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我以为这是尚先生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使然,也是他睿智的体现。尚先生对某些小节的处理,也颇为灵活机智。20世纪80年代末,某次拜访尚先生,他说起“文革”过了这么多年,他的某位年轻同事见到他,仍像“文革”期间那样称呼他“老尚”,尚先生应之以“×老,×老”,令这人十分尴尬,从此对尚先生改了称呼。

我常与我爱人一同去尚先生家,听他谈古论今,话题主要围绕艺术与学术。尚先生对诗、书、画的研究达到了一般学者较难企及的程度,他在中央工艺美院为不同专业的学生开设诗、书、画的课程,并举办相关讲座,凡是听过他这方面课程和演讲的师生大多感叹其学识的渊博与见解的独到。很多同学在听课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自己浅陋和力不从心,因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跟不上他的思路与节奏,所以很少有人能跟他“对话”。

1985年,我们入学后,史论系的老先生全都为我们本科生授课,那个时候本科生培养依然是精英教育,所有的课程都是为了培养研究型人才而设置,几乎每位老师都试图把我们培养成未来的学者,尤其是尚先生。他为我们讲授的“古代典籍举要”不仅开列了大学期间所要阅读的书目,而且将诸子百家的论著、二十四史乃至顾颉刚《古史辨》等学术著作一一列出。其中有些书要求我们在30岁以前读完,另一些则要求我们在40岁前读完。并且,他对我们需要阅读的经典著作均作了介绍,品评其优劣,特别强调其中一些著作对研究艺术史的重要价值。他论及传统文化饱含深情,常常用“博大精深”概括。然而,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在大学校园内“西风压倒东风”,年轻人对外来事物充满好奇,对其热情程度远远超过了对传统文化。因而我们这一代学生很难如他所期待的那样通读典籍,更没有人能把他开列的书在40岁前读完。

尚先生文史哲兼修,先在中央大学读中文,后又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随徐旭生先生研修思想史,并且与顾颉刚、常任侠、王逊、殷焕先等文史学者交往密切。这使他比起同时代的多数学者,更为博学,富有远见卓识。他爱才心切,过于看重我们这帮学生,希望我们目标远大,将来有大作为,总是期待能在学生中发现“学问的种子”。他为我们开课之初就让每位同学写一篇文章交给他,体裁、题目不限,意在考察学生的天赋资禀。当初我们并不知道尚先生的用意,直到后来我去尚先生家,问及此事,他说了一番话,我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他说:“你们班的作文我看了,至多有能写报告文学的。” 今日看来,他的判断是对的。

他对学生的考核方法十分独特,要求大家在课堂上写出三首自己最喜欢、认为最优秀的古诗词。我记得我所写的第一首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第二首是李白的,第三首是朱熹的《观书有感》。后来,我读硕士的时候曾和尚先生谈及此事,他居然还记得我把《春江花月夜》的大部分诗句写了下来,并给予我鼓励。

尚先生饱读诗书,记忆力极强,晚年仍能够背诵上千首古诗词。一次他向我们谈及徐州的历史名人,谈到乾隆时期徐州籍的状元李蟠[4],随即将他所藏的这位状元的诗轴展开给我们看。这件藏品是他上世纪50年代花6块钱购得。他说在童年时他父亲就让他背诵过此诗,紧接着他就将全诗背诵一遍,还问我们有没有错,这令我们深深叹服。尚先生不仅写旧体诗,对古诗词的研究也颇有心得,论及诗词热情洋溢,谈笑风生。他曾评价毛泽东的诗词,认为其词的成就高于诗。

1996年,尚爱松先生于西安挥毫

尚先生爱好书法,字体瘦长峻拔,气势昂扬,自成一格(图2)。他于书法方面的研究也颇有心得,他做过有关《兰亭序》的考证文章(《<困学斋笔记二则>中“关于王羲之<兰亭集序>之我见》),并就此与郭沫若先生有过笔战。他谈及当代书法创作的时候,曾对多位知名书法家的作品进行点评,说某某字有功底,但少丈夫气;又言及某某字的章法尚可,字体结构、用笔尚不如前者。但他对于毛泽东、林散之、萧娴等书法家的字给予了肯定。

有一次徐绍强请教尚先生:“现在在世书家中谁的字最好。”他随手抽出一本《书法》杂志,翻开其中一页隶书诗联,说:“他的字就不错。”指的是当时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蒋维崧的作品。

尚先生对传统绘画有着很高的鉴赏能力,这从他所写的《李公麟名作<五马>、<牧放>、<免胄>、<维摩诘>四图考释》《读李成、王晓合作<读碑窠石图>杂记》等及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的中国书画部分条目中即可得到印证。他不仅研究古代绘画,对近现代、当代画家的作品也加以关注,我们每每听他言及某某画家及其作品的品级,不免问他“为什么?”他一一道来,令我们茅塞顿开。

他与袁迈、祝大年、邱陵等诸多中央工艺美院的艺术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常与他们探讨诗文、书画。尚先生曾与吴冠中交往尤多,因80年代之前,尚先生住在东四六条,而吴冠中则住在北海附近,两家相距不远。1991年,尚先生所写的《游什刹海望吴冠中兄旧居感赋》:“海山今判景,风雨昔同舟。回首烟波里,茫茫郁暮愁。”诗中含有深意。他对袁运甫、常沙娜院等艺术家的作品也颇为赞赏,曾赞美过常沙娜老师少小时在敦煌临摹的壁画。

尚先生钟情于诗书画,更醉心于学术研究。他所称道的学者有黄侃、汪辟疆、胡小石、陈寅恪、顾颉刚等,他还对湖北美术学院阮璞先生的著作赞赏有加,并建议我读。此外,他涉猎广泛,学识渊博,曾经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吴劳先生称为“活辞典”。1988年,尚先生退休后,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这使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得以发表,也使他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尚先生还对魏晋学术思想史以及《红楼梦》研究方面有其独到见解。凡是读过他的诗文的学者,无不为他的学术功力所折服。这一方面,源自他的才学;另一方面,应归因于他的勤奋。有一次,他与徐绍强谈到苏州大学的某位学者(徐本科就读于苏州大学),尚先生就将案头的《苏州大学学报》捡出来,翻到其中的一篇文章,对其加以肯定。

我好奇地问:“您还订阅《苏州大学学报》啊?”

他说:“我离休后,很少去学校……我只订了16种报刊。”我深为震惊。

那次陪李福顺先生去朝阳医院探望尚先生,看到他的枕边还放着孙过庭的《书谱》,年轻的护工对我说,“爷爷疼的时候还看书呢!”她还指着他床边地上的袋子说:“那里面都是线装书。”尚先生说:“我睡不着,看书可以镇痛。”他随即调转话题,跟李老师谈起了学问。

我对尚先生说:“我始终记得您当初给我们上课时说的话,学问要让内行点头为算,要让来者打此门前过。”

他说:“明娣,你忘了前一句话”,

我楞了一下,“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他又一字一顿地说:“要处处落实。”

他又回忆起他的老师徐旭生等师友,接着说起早年自己的文章没有发表的机会,“晚年在文史馆,发表作品的机会多了,但写起文章来要翻阅、查证大量资料,处处落实难……哈哈,一个人的学问,也就几句话……”李老师和我懂得他的言外之意。[5]

尚先生天资高且嗜学,博古通今、满腹经纶,理应著作等身。然而由于其前半生处在相对动荡的年代,使他的才华无法得到充分的施展。晚年处境改善,虽发表了一些有份量的论文和旧体诗,但终究与他的才学不相匹配,令人惋惜。不应回避的是,他与其他老一代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学者广读经典,眼界甚高,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惜墨如金,笔不妄下,常常述而不作,以致未能给后人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

他曾笑着对我们说他的老朋友,说他是“京城大隐”,(“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这话不无道理,但我们依然认为这“隐”有几多无奈,有“被隐”,也有“自隐”。

“被隐”,是外部环境造成的,有深层次的原因。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呈颓势,致使像尚先生这样精通诗书画的传统意义上的饱学之士受到冷遇,并一再被边缘化,尤其是在以艺术创作、设计为核心的美术院校。拥有话语权的往往是高举创新旗帜的“时代先锋”,而尚先生等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曾被视为“古董”,“抱残守缺”的老先生们,岂能不被这新时代的“滚滚红尘”淹没、“碾压”,甚至被“吞噬”。设身处地想想,他们的处境实在“太窘”!当前国学热了起来,像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大众传媒,也开设“国学讲堂”,举办“诗词大会”,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抚今思昔,感慨倍增,尚先生以及他们那一代真正懂得国学的前辈们,真是生不逢时啊!当然,他的“被隐”不应排除“古来材大难为用”的原因[6]。

“自隐”是主观行为所致,则说尚先生过于谨言慎行了。每每下笔慎之又慎,力求发前人所未发。他的文章极精炼,但读他的文章总觉得不及听他的演讲“过瘾”,大量的精彩分析、论证被“过滤”掉了。我在读硕士期间,徐绍强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曾多次邀请他做学术讲座,但均未能实现。2004年春节过后,接到尚先生电话,我深感不安,因为诸多牵绊,那年我未能象往年一样去看望他。他在电话中说起了近况,并提到中央文史馆的领导请他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劝他写,然而,他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我不就成了高士奇了吗?”我只得作罢。因为他此前曾对我谈及高士奇在康熙南巡至镇江金山时揣度圣意,在掌心写下“江天一览”因而获宠的故事。[7]面对这样的学者,我敬佩又深感无奈。他们过于清高,有着精神上的“洁癖”。

近日读到台湾作家张晓风为纪念戏剧家俞大纲所写的《孤意与深情》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固执地认为,不留下文字,其他都是不可信赖的,即使是嫡传弟子,复述自己言论的时候也难免有失实之处。”[8]这引起我的共鸣,让我不由得想起尚先生,他也如俞大纲及许多同样孤意与深情的学者,“带着满肚子学问”告别这个世界,令聆听过他们教诲的学子倍感惋惜,“他不应该只做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他应该做以后很多代年轻人的老师”。

2006年6月初,在北京八宝山向尚先生告别的昨天早晨,我眼见着他被送进灵车,看那车缓缓的启动,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太可惜了!这样的人走了,就这样走了?……

尚爱松是一本“大书”,读懂他并非易事,他精神世界的层级和高度是难以度量、描述的。这几日断断续续写了这几段文字,词不达意,深恐愧对于尚先生。有些话现在还不能说,也说不清楚,情绪涌动时,几度想放弃这些语不成篇的文字,思之再三,还是不忍。不能让尚先生仅仅留在我们这一代学生的记忆里,而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世间曾有过尚爱松这样的“高人”“大隐”。

尚爱松先生八十庆寿会。从左到右依次为吴达志、尚爱松、叶喆民

(1998年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史论系)

2001年中央文史馆纪念活动,从左到右依次为尚爱松、王世襄、吴空

尚爱松先生工作照,2004年拍摄

(本文写于2016年5月3日,为纪念尚爱松先生逝世十周年而作,现已发表于《装饰》杂志2016年第8期。)

注释:

[1]尚爱松著,展梦夏编:《尚爱松文集》,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1页。

[2]尚爱松著,展梦夏编:《尚爱松文集》,第257-258页。

[3] 尚爱松著,展梦夏编:《尚爱松文集》,第266页。

[4]李蟠,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人。李蟠家住县城南状元集(今属宋楼镇),是清代徐州唯一的状元。

[5]李老师曾在北京美术公司工作,与尚先生夫人陈慧钟共事,因此李老师得以结识尚先生,得到尚的指导。

[6]杜甫《古柏行》:“志士幽人草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

[7]清代野史笔记,昭梿的《啸亭杂录》第八卷《高江村》中有这样的记载:“江村性趫巧,遇事先意承志,皆惬圣怀。一日,上猎中马蹶,上不怿。江村闻之,乃故以潴泥污其衣,趋入侍侧。上怪问之,江村曰:‘臣适落马堕积潴中,衣未及浣也。’上大笑曰:‘汝辈南人,故懦弱乃尔。适朕马屡蹶,竟未坠骑也。’意乃释然。又上登金山,欲题额,濡毫久之,江村乃拟‘江天一览’四字于掌中,趋前磨墨,微露其迹,上如其所拟书之。其迎合皆若此也。”

吴明娣简介

jianjie

1964年生,出生于江苏睢宁。1979年9月至1982年7月在江苏省宜兴陶瓷工业学校陶瓷美术专业学习,毕业后在宜兴红旗陶瓷厂工作3年。1985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史论系,本科毕业当年考上本系硕士研究生,师从古陶瓷专家叶喆民先生,学习中国陶瓷史。1992年硕士毕业后任教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1998年9月至2002年7月师从李福顺教授攻读中国美术史方向博士学位。曾任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艺术设计系副主任、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首都师范大学优秀教师、燕京青年学者。


编辑:张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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